《中国摄影史 1839—1949》：镜头下的中国近代风云画卷

徐宏力，这位著名摄影家，长期致力于中国摄影史研究。他曾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如今是贵州摄影历史博物馆馆长。其著作颇丰，《贵州梵净山科学考察集》《贵州珍稀濒危植物》《国是建言》《贵州摄影史（1846—1912）》等作品展现了他在不同领域的深厚造诣。

照片，犹如时间凝固的琥珀。自摄影术发明以来，人们留存历史记忆的方式在口传、绘画、文字之外，又增添了照片这一崭新途径。自此，历史不再仅仅是文字的研究对象，更成为影像可触可感的见证。贵州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徐宏力新著《中国摄影史 1839—1949》，无疑是一部以镜头记录中国近代历史的珍贵图册文献。

书名中的 “1839”，乃是法国达盖尔银版摄影法公布之年。虽银版摄影法并非最早的摄影之法，却被公认为现代摄影术的开端，现代摄影术也由此被认定诞生于 1839 年。同一时期的中国，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第一次鸦片战争一触即发。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南京条约》的签订，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紧闭的国门，近代文化与科技顺势传入，其中便包括摄影技术。中国也因而成为摄影术传入最早的国家之一。

摄影术传入后，从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掀起了几次摄影热潮。如清末的宫廷肖像摄影、民国初期的辛亥革命摄影以及民主革命时期的摄影等，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摄影历史文献。然而，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认知水平，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批珍贵的相片文献未能从 “摄影史” 的角度进行深入观察与研究。直至 1987 年，中国第一部摄影史《中国摄影史 1840—1937》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此后，2008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摄影史略》、2011 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摄影艺术史》以及同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英国泰瑞・贝内特所著《中国摄影史》相继面世。这些著作收集了大量摄影历史资料和照片，填补了中国摄影史研究的空白。

纵览上述各部摄影史，不难发现中国早期摄影史存在诸多模糊之处。作者徐宏力在这部新作中着重梳理并回应了三个关键问题：

其一，关于 “中国摄影第一人” 的归属。作者将这一历史殊荣赋予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据考证，1846 年白斯德望来到中国，同时带来了照相机和摄影术。他历经泰国、新加坡抵达中国澳门，后经洞庭湖、重庆东川南下至贵州贵阳。在贵州的八年时光里，他遍历各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1925 年，法国巴黎出版了《中国・贵州 1846—1925》明信片，一套三册，收录了白斯德望的众多摄影作品。这套明信片在中国的许多图书馆、档案馆乃至民间广泛流传。1993 年，白斯德望的摄影作品《甲秀楼》《轿子》最先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被发现。1998 年，贵州三都又发现了他的大量作品。直至法国女学者卡特琳娜・卡尔扎将家藏《中国・贵州 1846—1925》借由长期生活在贵州的法国摄影师菲利普・法丹之手传入贵阳。2001 年，“漂移的视线 —— 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 摄影展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展出的 32 幅照片均为白斯德望所摄，这也是其摄影作品首次在中国展出，所有展出作品最后结集为同名图书出版。

作者认为，白斯德望的摄影作品年代久远，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质量精美，是中国摄影历史上极为罕见和珍贵的摄影文献。由此得出结论：白斯德望是真正将摄影术传入中国内地的先驱，开创了中国摄影历史的先河，揭开了中国摄影艺术创作的序幕，当之无愧为 “中国摄影第一人”。作者对白斯德望其人其作的梳理，不仅解开了中国早期摄影史中争论不休、模糊不清的 “开端” 问题，更凸显了贵州在中国摄影史上的重要地位。

事实上，作者在客观梳理中国摄影史的过程中，试图传达一个客观观点：在中国摄影史中，偏远的贵州占有一席之地。这一观点，徐宏力先生曾在 2016 年出版的《贵州摄影史 1846—1912》一书中以厚重的分量予以论证。在该书中，作者对辛亥革命之前的贵州影像进行了详细整理与考据，不仅用影像重建了贵州历史记忆，还揭示了影像背后的历史。例如，1907 年 2 月，贵州辛亥革命元勋张百麟聘请广东人谢石琴为摄影师，在贵阳田家巷创办 “镜秋轩照相馆”，以此为据点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徐宏力的新书在其前作《贵州摄影史 1846 - 1912》的基础上，参考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世界摄影历史文献修撰而成，从中我们可深切感受到作者在撰写中国摄影史时的 “乡梓之情”。

其二，对 “邹伯奇发明制造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及湿法摄影术” 的辨析。在中国摄影历史的众多史册中，邹伯奇被认定为发明制造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及湿法摄影术之人，被誉为 “中国照相机之父”“中国摄影之父”。1844 年，邹伯奇撰写了《摄影之器记》和《格术补》两篇文章，成为我国早期摄影历史的重要文献。

作者经过详细的史实考证与还原后认为，邹伯奇制造的 “摄影之器” 并非照相机，只是一种测绘工具，不具备感光显影记录影像的功能，与照相机有着本质区别。因此，邹伯奇制造了中国第一台照相机的结论缺乏依据。同时，邹伯奇湿法摄影术的显影药料配方在药料选择上充满浓厚的炼丹迷信色彩，具有剧毒和强烈的爆炸性，危险性极大。徐宏力先生经过实验验证，绝大部分药料不含感光显影的基本元素，属于无效制剂，不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且该配方无计量数据，也无配制程序方法，在实践中无法配制和复制，不可检验。所以，邹伯奇湿法摄影术缺乏事实根本。贵州摄影家协会第三、四、五届主席、两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王长春评价道：“该文观点鲜明，挑战权威，证据充分，考证严谨，是一篇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好文章。”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撰写中国摄影史过程中的 “求真之心”。事实上，作者身上有许多求真的真实案例。1963 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出的巨幅老照片 1935 年《遵义老城全景》，引起了徐宏力先生的兴趣和关注。查阅《遵义府志》等历史文献后，他认定这幅老照片的拍摄时间有误，经过考证，这幅照片应为 1866 年前后遵义天主教堂堂主布沙尔所摄。这个结论得到了许多著名摄影专家、记者的认可，遵义会议纪念馆也对照片拍摄时间作了更正。正是从这次 “求真” 开始，徐宏力先生开启了对摄影历史的关注，踏上了对贵州摄影史、中国摄影史的考证研究之路。

其三，“重文轻图” 的问题。过往出版的摄影史，或许出于种种原因，作者大多热衷于文字的表现方式，不惜耗费大量篇幅对摄影技术的发展过程、摄影师、照相馆名录、传记进行详细记录，却忽略了珍贵的历史照片，展示给读者的历史图片偏少，从而形成了重文轻图的现象。

而珍贵的老照片恰恰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清末和民国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风情的实际面貌，在中国摄影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作者有感于此，在写作理念上以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主线，以图为主，辅以文字，强调用图片来表述历史、记录历史、鉴证历史。书中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了简明客观的评价，力图在真实性、知识性、科学性和文献性上呈现中国的社会面貌。全书 30 余万字，收集整理历史照片 1898 幅，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展现了中国摄影历史，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风情。

同时，作者追求 “图文并茂” 的写作理念，也体现了他的 “尽善之念”。具体而言，全书聚焦中国古代的光学成就、《墨经》与光学八条，认为中国古代光学成就奠定了世界摄影术光学理论和照相机的基础原理；按时间顺序厘清了白斯德望将摄影术引入中国，赫尔曼・哈斯本德、李阁朗、罗元祐在上海开设照相馆等史实，展示了费利斯・比托拍摄的中国老照片，日本鸟居龙藏的中国人类学调查摄影等。书中收录的 1847 年白斯德望拍摄的黄果树瀑布、1943 年约翰・阿尔贝特拍摄的贵州 “二十四道拐” 照片等，更是令人瞩目。

正是作者撰写中国摄影史时的 “乡梓之情”“求真之心” 与 “尽善之念”，决定了《中国摄影史 1839—1949》的目标：对以往中国摄影史著作中存在的疏漏和缺陷进行弥补、修正、完善。该书一经面世，便获得摄影界、文艺界、文史界等各界名家的认可，被认为是集中国摄影历史图片之大成，定格了历史的瞬间，是一部用镜头记录中国近代历史的图册文献。